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  肖冬红

 内容摘要：大禹是中华民族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代表，其业绩、精神，在中华民族创造人类文明进程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大禹治水精神因此而为历代传颂、万民景仰。本文试图从大禹治水精神的主要内涵、特征和给我们的启示等方面做些探讨，以进一步发扬光**禹治水精神，为我市的“五水共治”等工作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

关键词：大禹　大禹治水精神　启示　

大禹，名文命，字高密，生于甲子（公元前2277年），卒于戊辰（公元前2213年）。他不仅是中国古化的治水英雄，而且是中国社会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阶段的立国始祖，是我国炎黄之后的又一人文初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化身，大禹的业绩、精神，在中华民族创造人类文明进程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大禹精神因此而为历代传颂、万民景仰。学界对大禹精神的研究可谓成果丰硕，因笔者力有未逮，只好从大禹精神浩翰一角选择其治水精神作为本文的论证范畴，作些肤浅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倘若能为当下开展得如火如荼的“五水共治”工作提供些许参考或借鉴，则实为大幸。

一、  大禹治水精神的主要内涵

从丰富的史料记载和大禹精神研究文献中，我们不难提炼出大禹治水精神至少包含以下主要内涵。

（一）为民治水。大禹并未因其父鲧治水未果被处死而怨恨，而是以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先，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以治水救民于水火之中，以仁爱之心获得民众拥护，始终与广大民众战斗在治水第一线。“古者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于越与南夷之民”《墨子·兼爱中》。在紧张的治水过程中，大禹非常关心民众，积极救济灾民，曾“命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候”（《史记·夏本纪》）。在为民治水的同时，大禹深知必须全民治水，要想战胜洪患，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民众，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他说，“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能胜予……予临犯民，懔乎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墨子·兼爱》》）。正是为民治水、全民治水，大禹率领民众取得了治水的最终胜利。“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左传·昭公元年》）。

（二）科学治水。尧舜之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面对深重的洪水灾害，人民苦不堪言，大禹之前已有共工、玄明、太乙、鲧等与洪水作过斗争，但收效甚微。大禹认真总结其父鲧等前辈治水的经验教训，走遍千山万水，每到一处，实地勘测，全面了解掌握山川形势。同时，虚心向当时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各民族学习，学其技，取其长，悟其道，再加以融会贯通。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大禹决定摒弃“湮”、“障”等治水之法，采取疏导之策，制订出切合实际的具体治水方法，“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大川”（《尚书·益稷》），“禹疏九河，渝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史记·夏本纪》）。正所谓“治水顺水之性，不与水争势，导之入海，高者凿而通之，卑者疏而宣之”。终于消除了洪患，使百姓安居乐业。

（三）协同治水。与单凭局部治理大范围洪水灾害的“鲧作城”式治水方略不同，大禹推行的是在九州大地上全盘规划、统一指挥的大协同治水。他首先在广泛考察基础上制订科学详尽的“河图”，然后以开阔的胸襟、谦逊的态度，团结各氏族部落的民众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同时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经过十三年艰苦历程，终获成功。舜评价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尚书·大禹谟》）。禹经常与种族首领如东夷族的伯益、周族的后稷等在一起商讨、切磋，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即便是对于反对他的三苗、共工族等部落也是以德感化，以和为贵，恩威并重，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其指挥。“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国夷纳职”（《淮南子·原道训》）。这种九州一家、共谋发展的协同治水，也有力地推动了“合诸候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民族大团结、大融合，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四)持久治水。范文澜先生说过，“许多民古老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中国通史》第一册）。在治理洪水的艰苦岁月中，大禹“劳身焦思”，“薄衣食致孝乎鬼神；卑宫室，致费乎沟洫；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史记·夏本纪》）。为了完成治理洪水的伟大事业，大禹“身执耒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韩非子》）。他顾不上妻儿子女，“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敢入”（《史记·夏本纪》）。栉风沐雨，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使“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尚书·禹贡》）。

二、大禹治水精神的特征

（一）时代性。大禹治水精神的形成、发展和成熟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其艰苦卓绝的治水经历是密切相关的。4000多年前的大禹时代，正是我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重要历史时代，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鲜明，作为最主要的社会组织，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挥广泛而深刻的作用，禅让产生的部落首领德高望重，因各部落力量薄弱，部落联盟的意愿非常强烈。同时，神州大地洪水泛滥，“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共工、玄明、太乙、鲧等先后被委以治水重任，但收效甚微，如何战胜洪患成了当时经济社会的主旋律。大禹正是在这种力量分散、注重局部治理的治水背景下接过治水指挥棒，有效整合氏族部落力量，凝聚民心民智民力，科学寻找最佳治水路径，在漫长而艰辛的治水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大禹治水精神。因此，大禹治水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深刻性。如果我们把大禹的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探索、艰苦奋斗等思想定义为道德、品行等个人素质和修养，那么他以其感人的亲和力、深刻的洞察力和超强的执行力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集思广益，毅然摒弃“湮”、“障”等治水之法，创造性地提出疏导治水之策，极力倡导并贯彻落实全民参与治水、治水为了人民、各氏族部落协同治水等尊重善待民生、民族和谐团结治水新理念，并取得了治水的最终胜利，因治水而造福民众，因治水而团结各族，因治水而统一天下，可以说，治水成就了大禹，则无疑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敢为人先的无畏勇气和高瞻远瞩的真知灼见。作为我国社会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阶段的立国始祖，能有这么卓绝的治水成就和为后世景仰并奉为典范的治水理念和精神，实属不易，其深刻性不言而喻。

（三）实践性。正如“禹治洪水，通轩辕山，化为熊”和“黄龙负舟”等神话所言，大禹已被奉为威力无比的治水之神，但依附在“禹神”之上的大禹治水精神却并非天外来物，而是深深地根植和来源于现实的治水实践，面对久治无功且日趋严峻的洪患，临危受命之初，摆在大禹前面的要急需破解困局，在“湮”、“障”之外另寻治水良方，为此，他足迹遍九州，用脚丈量山川走势，绘制出详实的治水图。团结各氏族部落的民众，身先士卒，用手一锄一锄挖出地平天成，“凿龙门，通大厦，疏九河，曲九防”（史记·李斯列传）把蓝图变成现实。这其中，既有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认识，也有对治水决策的对比取舍。既有敬民、爱民、富民、教民的治水宗旨，也有统筹各方、谋划全局的政治智慧。既有励精图治、救民于水火的政治抱负，也有无私无畏、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怀。既有对治水经验的传承，也有打破常规的勇气。可以说，大禹治水精神的实践性正是其被传颂千秋百代而永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三、大禹治水精神给我们的启示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重要源头，大禹治水精神被儒、道、法、墨等诸子百家吸纳、继承并发扬光大。尽管目前理论界对大禹的出生地争论不止，四川、河南、浙江等地都坚持大禹生于己地，但“禹病亡，葬会稽”这一事实无可争议，从启继禹承帝位后，在绍兴开展禹祭活动便一直延续至今，可谓历史悠久且影响巨大。绍兴理应成为继承大禹治水精神的先行地。

（一）大禹治水精神在绍兴的实践。作为大禹光辉一生的重要一站，其为民、科学、协同、持久治水精神在绍兴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了我们绍兴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大禹治水后的4000多年间，绍兴人民一直循着大禹的足迹，创造性地继承大禹治水精神，留下了范蠡建城、马棱围湖、马臻筑堤、晋凿运河、唐修海塘、明治河网、清除水害等一个个美丽的治水故事，经过几千年的努力，绍兴人民终于把洪水蔓延、海潮频发、沼泽遍地、土壤贫瘠的不毛之地，改造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江南生态宜居水城、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可以说，绍兴400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弘扬大禹治水精神、兴修水利的辉煌治水史。今天，绍兴人民在勇夺全省治水大禹鼎的基础上，再启新征程，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承继大禹治水精神并予以发扬光大。

（二）几点启发和思考

在“五水共治”行动进入攻坚、提升巩固治水成果的关键时刻，绍兴如何创造性承继大禹治水精神？如何走在全省治水前列？如何进一步擦亮江南水乡这张**？再夺治水新胜利，笔者认为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些努力。

其一，治水应当因地制宜。目前全省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大规模的“五水共治”行动，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城乡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拥护和交口称赞。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地方积极性很高，但对政策的理解不准确、不深刻，依照上面规定画葫芦，建成的设备无法正常运行，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其实，治水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决策、执行、督查各个方面都必须环环相扣，其中尤为关键的是要根据本地本单位的实际，把上面的政策转化成切实可行的具体行动，唯有如此，方能使治水真正成为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民生工程。

其二，治水应当统筹协调。相对于大禹全盘规划、统一指挥治水，目前我省局部的治水成效明显，但从全省整体来看，仍存在不少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各地治水单打能力很强，但协同作战缺失，涉及多个地市甚至跨省的河流治理情况不容忽视，此种情形在上游没治好的河段表现尤甚，上游较差的河水流入下游，下游无论如何是治不好的，自然会影响了整条河的治理效果。因此，笔者建议要从省层面加强治水工作的统筹协调，明确各关联地市的治水责任，优化水质监测站布局，细化考核标准。同时，治水也要紧密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治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以治水促转型，以治水优环境，以治水惠民生，真正使治水与发展整体协调、相辅相成、相对益彰。

其三、治水应当循序渐进。大禹“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敢入”才成就治水伟业。当前，造成水体污染的原因很多，既有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方式粗放的客观原因，也有环保意识不强、生活习惯不卫生等主观因素。可以说，治水是一项偿还多年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所遗留下来的环境欠账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技术、政治等方方面面。因此，治水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唯有常抓不懈才会有效果，稍有疏忽就会前功尽弃。必须把治水的理想和现实、目标和步骤、眼前和长远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

其四，要强化大禹治水精神研究。要尊重绍兴与大禹之间的深厚历史渊源，以大禹陵、大禹祭典等为载体，广泛发动有识之士，加大研究力度，加强与全国各地沟通合作，对大禹治水精神进行再整理、再归纳、再提炼，真正把大禹治水精神在绍兴的历史沿革、前世今生精确地钩炼出来并加以有效地固定。要把已精确界定的大禹治水精神进行本土化加工、技术性改造，使之能有效地融入到我们现有工作之中，把它同“五水共治”行动有机衔接起来，让超越其单纯的意识形态范畴而变成一种客观的外在强制，换言之，就是要努力把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改造成有物质依托的治水制度样式。要搭建研讨会、治水论坛等形式多样、侧重点各异的大禹治水精神研究宣传平台，提炼和升华工作中取得的成果，真正能使大禹治水精神成为我们绍兴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把大禹治水精神同我们的治水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两者在实践中相互促进、共同提升。